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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口垃圾场去留未定 万科武汉陷入两难境地

    发布日期:2022-05-07 19:33   来源:未知   阅读:

      6月3日上午,在武汉市汉口片区,金口垃圾场主要负责人之一周全刚(化名)将武汉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旭送到大门外,握着他的手说道:“总是花你们的钱,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在他们身后,是垃圾场简陋的二层小楼,正门前悬挂的金属铭牌上写有“武汉市金口无害化垃圾填埋场”的字样。

      从1989年开始直至今日,这个不断变得庞大的垃圾场,越来越无力决定自己的去留。而原来距这个垃圾场1000米的万科四季花城,由于垃圾场的扩容现在只有600米的距离。金口垃圾场本应在2003年就寿终正寝,却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朱批或口谕中生还,生命力顽强至极。让四季花城的业主们难以接受的是,如今垃圾场关闭时间未知,已知的是将在其原址建设一个占地100亩、使用年限30年的垃圾转运站,其规模从目前看属国内最大。

      管理金口垃圾场目前成了万科集团武汉分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之一,这绝对不是业务多元化的战略安排。这个垃圾场将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结结实实地堵在了困境之中,也不折不扣地成为万科不得不面对的“红线日,武汉微风徐徐。几辆推土机和卡车正在挖掘陈年垃圾,向垃圾场内的大坑运送。场内恶臭扑鼻,垃圾运至大坑后,立即进行填土覆盖。踩在刚刚覆盖的土层上,犹如行走在烂泥塘中。

      垃圾出路问题一直困扰着武汉,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催化下,此“疾”由肌肤直入膏肓,终于不可抗拒地横陈于决策者们面前。城市肌体抱病,而指挥中枢措手不及,基于各种原因又不愿协调联动,种种行动皆基于条件反射,头痛医头。而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各个城市,始终有专家呼吁城市规划要瞻前顾后,规划之乱恐不仅为害武汉一市。

      从周全刚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就是四季花城。周起身指指窗外:“旁边公安局小区距离小坑只有200多米,附近还有很多其他楼盘,将来开盘之后肯定也会投诉。”

      四季花城三期的业主即将于7月底入住,而业主对垃圾场的抗议和投诉从一期延续至今,其间高潮迭起,刺鼻的臭味让业主难以忍受,而比污染更可怕的是垃圾场管理水平的低下。

      2004年6月1日,金口垃圾场的垃圾堆上上演了一幕特殊的谈判,谈判双方是城管、公安联合执法队伍与拾荒者的“首领”,双方签订了协议,谈判的结果是拾荒者们有条件地永久撤出金口垃圾场。

      2001年,武汉市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垃圾场拾荒者,这一群体在当地被人们称为“丐帮”,有着严密的组织。由于拾荒者在垃圾车到来后一拥而上,使得垃圾边倾倒边掩埋无法实施,只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之下,在塞满填埋坑后一次性掩埋,这也大大加剧了垃圾场对周边空气的污染和蚊虫的孳生。周全刚承认:“金口垃圾场从1989年建场以来,就有拾荒者了,多的时候有四五百人。”这场谈判由武汉万科策动,亲操此事的是张旭,为此武汉万科出资几十万。

      武汉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胡昌民认为:“金口垃圾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规矩定好,二妃山垃圾场一个拾荒者都没有,是一开始就对拾荒者下了禁令。”

      而金口垃圾场管理低下的直接原因是:没钱。周全刚表示:“拾荒者的存在,有助于节约管理成本,因为他们可以踏平垃圾。”

      金口垃圾场日处理垃圾超过2000吨,年处理能力75万吨,占汉口地区的42%,其规模在全国无出其右者。周全刚算了一笔账:金口垃圾场依靠每年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市政拨款维持运转,除去人员工资、设备维护和损耗之外,摊到每吨垃圾上的处理费用仅为2元多,而实现无害化处理需要每吨垃圾至少16元的成本。周全刚说:“推土机把一立方米垃圾(新垃圾约一吨)推到坑里,成本为1.5元左右。”为了节约成本,垃圾站配套的污水处理场长期停止运转,张旭指着凹陷下去的小坑说:“前几天我们抽掉了下面的污水,垃圾陷下去3米多。”

      武汉万科已经为垃圾场直接投入100多万元,用于购买土方、垃圾覆盖、消毒、绿化和购置部分设施——甚至包括垃圾场周边的围板。张旭表示:“尽管垃圾在四季花城红线之外,但为了维护花城业主的生活环境,今后垃圾场只要运转一天,万科就会继续投入资金弥补垃圾处理经费的不足,我们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在垃圾场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派保安24小时监督。”

      钱不是问题,但试探公众的承受底线是危险的。因为公众对于政府部门管理水平的信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重建,政府相关部门屡次给出的金口垃圾场关闭时间都未能兑现,花城业主们为此三次市政府,都碰了钉子,于是他们不再相信政府的承诺。这种信任危机直接指向金口垃圾场封闭后,在其原址建设的金口垃圾转运站。

      2004年1月30-31日,市建委主持场址比选论证会,确定先期建设陈家冲垃圾处理场,其建成并投入使用后,金口垃圾场关闭,为与陈家冲垃圾场配套,必须在金口垃圾场原址建设转运站。6月4日晚,四位业主异口同声地表示:“金口垃圾场归城管局管理,今后的陈家冲新场和金口垃圾转运站还是由城管局管理,只要看看他们是如何管理垃圾场的,中转站建成后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无法信任这种管理水。”

      万科集团内部、垃圾场负责人和业主们都认为,将来拾荒者还会卷土重来,出现反复。周全刚直言:“拾荒者由于关系网保护的作用,一直没有人管,将来到了陈家冲肯定还会有。”

      武汉市政府对金口垃圾转运站进行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评价报告,其结论是在管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转运站的污染可以控制在场界外100米范围,甚至场界之内,但是花城的业主们此时不愿选择相信,他们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反对转运站的努力。4月27日,到武汉大学演讲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被“逼宫”来到花城,自此,金口垃圾场问题为万科集团高层高度关注。在王石的带领下,万科开始走出“红线日,集团总经理郁亮会见了分管城建的胡绪鲲市长、东西湖区区长以及业主;5月底,王石会见武汉市长李宪生,四季花城6月9日再次来到花城面见业主,万科集团、武汉万科与业主一道,反对垃圾转运站建在金口。

      “火烧眉毛顾眼前”,武汉市人大委员周敬宣和武汉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胡昌民,在不同场合以这样的相同口吻形容新垃圾场的选址规划。

      早在2001年,即有媒体报道金口垃圾场等武汉市多家垃圾处理场不堪重负,其间胡昌民等人多次呼吁及早选定垃圾场新址。2003年7月,市城管局经过一年半的工作选定的替代金口垃圾场的东风垸场址被省水利厅以影响泄洪为由一票否决,陈家冲和东西湖巨龙岗两个备选场址浮出水面。按照当时的论证,如果在新洲阳逻陈家冲建设垃圾场,则需在岱山建设配套转运站;如果垃圾场场址选择东西湖区巨龙岗,则应在金口建设转运站。

      随后,省水利厅以相同理由再次行使规划的一票否决权,以严厉的措辞否决了岱山转运站方案,2004年3月,城管局开始力主在金口建设转运站。

      城管局此时握有金口垃圾场规划之初的600亩土地和为延长金口垃圾场寿命,省计委批复扩征的156亩土地的规划权与使用权,承担金口垃圾场和未来转运站建设的都是其下属的项目法人单位——江环实业公司。1993年,城管局还为金口垃圾场争取了1.8亿元的世行贷款,2001年,城管局试图为金口垃圾场扩征180亩土地,由于周边小区建设加快而落空。

      如此看来,垃圾场在金口原地不动,其因果关系的推导就像多米诺骨牌的倾倒一样不可逆转,水利部门基于长江泄洪需求享有一票否决权,而城管局设定的新垃圾场,又必须有转运站,转运站又必须设在金口,这看起来就是从必然到必然。

      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转运站距离居民住宅不得小于30米距离,目前花城三期与垃圾坑的距离有600米远。周敬宣认为:“从技术上,垃圾转运站完全可以做到无污染、无气味,关键是目前的管理水平低下。与垃圾场相比,中转站的污染是小巫见大巫,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运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于垃圾场的重度污染,垃圾转运站要建则要趁早。

      然而金口垃圾场的关闭和转运站的建设进度仍然无法预期。新场选址和建设由武汉市建委主抓,建委负责宣传的张科长透露:建委一直为此在向市政府进行紧急请示。张同时转达了建委重大工程处处长肖钢的说法:“新场工程的进展还不好说,我们也很着急,遇到了一点阻力,当地政府不太同意。”新洲区政府的反对,造成了新场选址和征地工作的步履维艰。

      新洲区规划局副局长李福东告诉记者:“目前还在进行新垃圾场的选址工作。关于阳逻陈家冲垃圾场的选址,市里已经组织了多次协调会议。”土地交易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知,直接管辖陈家冲的阳逻开发区成立了规划局阳逻分局,阳逻的规划用地情况直接向市规划局申报备案。

      6月4日,武汉普降暴雨。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在到达阳逻开发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之前的一个岔路口,司机指指窗外的一片低矮民房说:那边向里走,就是垃圾场所在地,这儿的老百姓都知道那里将来会有一座垃圾场。“这种天气,路上都是泥坑,车根本过不去。”他补充道。

      在阳逻开发区领导小组办公楼四楼,有两间办公室挂有“规土分局”的牌子。一位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胡昌民认为:“以前的垃圾场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无害化,危害较大,引起了场址所在地的警觉,其他地区也不愿意把垃圾场建在本地。”垃圾场本身污染严重,管理水平的低下显然加剧了污染程度,这也让目前陈家冲新场的建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难以确定金口垃圾场和转运站的未来,虽然李宪生市长在上任后提出了建立城市规划的法定图则的想法,但是垃圾场的规划仍然在各个部门、区政府看似难以协调的利益之间跌跌撞撞。

      胡昌民曾在2003年呼吁市政府对于新的垃圾场规划应至少满足汉口地区20年的发展需要,他对记者解释说:“一个垃圾场的建设需要2-3年时间,使用年限至少要有10-15年。”胡昌民表示:“时间越向后推移,边远农村对环境要求不断提升,选址会更加困难。”因此必须进行控制性规划,把未来可能用到的备选场地事先确定下来。

      周敬宣则表示,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应该全市一盘棋,各个‘衙门’应该相互协调和沟通,计委、地区政府、规划局、城管局、建委、环保局、水务厅等等应该加强合作,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各自的利益纷争,应该从大局出发,而不是斤斤计较。李宪生市长提出了法定图则,而规划本身应该具有权威性,不能因领导换届而产生变动。”

      垃圾不止困扰武汉。据新华网2003年6月的一篇报道显示,我国660座城市中,有220座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北京每年的垃圾可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北京市市政管委环卫设施处处长徐勃表示。

      如果规划是没有权威的,政府承诺是可以随风而逝的,那么困境将决不仅仅在于垃圾问题。目前,全国仅有深圳一座城市推行法定图则,而如果规划具有了法律效力,缺乏瞻前顾后则更为可怕。早期有专家撰文指出,一切规划必须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只有瞻前顾后,诸如“个性化机动车牌刚出台就叫停”、“电动自行车让买不让骑”以及工程“刚开工就下马”等尴尬局面才可避免。

      如今,万科还在为垃圾转运站忙碌。张旭已经决定赴香港考察当地垃圾转运站的运行方式。垃圾转运站的运转同样面对经费紧张、管理水平低下问题。而有专家建议,武汉的垃圾处理场和规划中的转运站处理能力接近2000吨,而在国内很多城市,均倾向建设百余吨小规模转运站,这样在经济负担没有加重的情况下,大大减小了垃圾运输的污染面,此外,垃圾转运站的管理应该外包给专业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从而解决资金困境,运用优胜劣汰的方式解决管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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